2003年的梅雨季像团发霉的棉絮，裹住整条老巷。青石板缝里冒出的苔藓爬过墙根，晾在竹竿上的蓝白校服永远拧不干，凑近能闻到洗衣液混着霉味的酸气。我蹲在老槐树下，指尖触到树洞深处的潮湿信封时，指甲缝里还沾着昨天帮母亲择菜留下的韭菜汁——那种辛辣味混着雨水，成了记忆里霉雨季的独特注脚。

    信封封口的胶水洇成半透明的膜，像被嚼过的口香糖，边缘蜷曲着露出信纸一角。邮戳日期是三天前，“深圳”两个字被雨水泡得发涨，红章晕成不规则的圆圈——苏言去年信里说，他在深圳关外的电子厂拧螺丝，工牌编号是0317，和我的生日通月通日。

    信纸展开时发出细微的“嘶啦”声，边缘的深色水痕像荷叶上隔夜的雨珠，凝结成深浅不一的灰绿色。“小夏，对不起。”五个字挤在左上角，“对”字的竖钩被水冲断，像根折断的簪子。我抖了抖信纸，片干枯的槐树叶掉出来，叶脉间隐约能看见铅笔写的“等我”，最后那个“我”字拖了道长长的尾巴，尾端洇着小块圆形墨迹——是眼泪晕开的痕迹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，我把整个手臂塞进树洞，指尖在泥泞里摸索。积水混着腐烂的槐花，发出酸臭的气息。最先摸到的是泡胀的糖纸小船，船身印着2002年世界杯的吉祥物，船头粘着半块西瓜味橡皮擦——上周他在信里说：“文具店的橡皮擦和你小学用的一模一样，闻起来像西瓜泡泡糖。”橡皮擦边缘有牙印，是他习惯用嘴咬掉铅笔木屑的痕迹。

    指尖突然触到硬物，拽出来时带出串泥浆——是半截铅笔，笔杆上刻着歪歪扭扭的“言”字，刻痕里嵌着黑色泥点。这是他初二时用圆规刻的，说“以后小夏看见铅笔就想起我”。笔芯早断成碎末，混着泥土粘在木头里，我对着阳光转动笔杆，恍惚看见十四岁那年，他蹲在槐树下给我磨簪子，铅笔屑簌簌落在蓝白校服裤腿上，像撒了把碎月光。

    暴雨是在申时三刻来的。先是闷雷滚过天际，像老槐树在咳嗽，接着豆大的雨点砸在槐树叶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。我蹲在树下数着心跳，数到第一百下时，听见巷口传来卡车轰鸣——那是种老旧柴油车特有的“突突”声，尾气里混着劣质机油味。

    冲出去时，蓝色货车正碾过积水潭，后车厢的防水布被风吹起角，露出半截画板的木质边缘——是他去年用打工钱买的“专业级素描板”，说等攒够颜料就给我画“穿白裙站在槐树下的小夏，头发要画成金色的，像撒了把碎钻”。

    “林夏！别淋着！”母亲举着伞在巷口喊，伞骨是生锈的绿漆，伞面补丁摞补丁，“他们家欠了高利贷，警察都来了！”卡车排气管喷出的黑烟混着雨雾，我看见驾驶室的车窗摇下条缝，三厘米宽的缝隙里，露出半张脸——睫毛湿漉漉地粘在一起，眼尾发红，像只被雨淋湿的小兽。

    我们对视的三秒钟里，能听见雨水砸在车顶的鼓点，能看见他指尖抓着车窗边缘，关节泛白，指甲缝里嵌着黑色污渍——那是修卡车时蹭的机油。突然有只手伸过来拽他，是苏言爸的粗粝手掌，袖口露出烧伤的疤痕。车窗迅速摇上，玻璃升起来的瞬间，我看见他手里攥着个纸包，牛皮纸上印着“深圳玉器厂”的字样，边角被捏得发皱。

    后来听卖早点的王婶说，苏言爸的家具厂着了火，劣质板材烧起来像蜡烛，火借风势窜上厂房顶棚时，苏言正抱着账本往外跑。“那孩子腿上都是血，还喊着‘爸在里面’，”王婶揉着面，水蒸气模糊了她的老花镜，“后来是消防队员把他拖出来的，胳膊上还挂着截燃烧的房梁木。”

    卡车开走后，我在积水里站了很久。雨水顺着发梢流进衣领，木簪硌着后颈，突然想起三天前收到的槐花标本——那朵花夹在《安徒生童话》里，花瓣卷成痛苦的弧度，花茎上用铅笔写着“615”，是我十七岁生日。当时我忙着复习中考，随手把标本夹进书里，没看见背面的小字：“等我回来，给你看真正的深圳槐花。”

    晚上在日记本里写“槐树在哭”时，钢笔尖戳破了纸。墨迹在“哭”字中间晕开，像滴歪歪扭扭的泪。我不知道，四百公里外的深圳，苏言正躺在城中村的上下铺，右腿缠着渗血的绷带，手里攥着断了一半的钢笔，在出租屋墙上画槐树——墙面潮得能挤出水，每画一笔，墨水就顺着墙皮裂缝往下淌，像老槐树在流眼泪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，我在暴雨里捡了整夜的槐花。湿漉漉的花瓣堆在搪瓷碗里，第二天晒成标本时，每片花瓣上都沾着泥点，像撒了把碎钻。而那封被雨水泡烂的信，我叠成小船放进树洞，看着它漂进积水深处，船身的“等我”二字渐渐模糊，最终变成团灰蓝色的影子，沉入深不可测的时光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