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时分，庭院还裹在雾里，陈蔚青坐在窗边，披着一件浅灰的呢绒斗篷。
她的手指停在一封刚刚拆开的信上，信纸边缘已有些卷起，是两周前从上海寄来的，邮局今天才送到。
她一眼认出那熟悉又跳脱的字迹——“蔚青姐，我这回是真的要演主角啦！”信写得热烈，几乎每一句都在跳跃，像她那个人一样，一边用力地朝前奔跑，一边喊着“你快看我，我做到了！”“我试装那天，导演一直皱眉，我以为要黄了，结果他说：‘还不错。
’你知道吗，他说‘还不错’的时候，我差点哭出来……我真的以为我不行了。
”“拍摄延期了一天，我在服装间等了一个下午。
隔壁有几个姑娘在换戏服，说我长得像她们的亲戚，一个日本人。
你说奇不奇怪？我从小就有人说我长得不像我们家，可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这里的人。
”“这几天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。
但我不觉得累。
你说我是不是太蠢了，连累都不敢觉得？我就是想演完这场戏……然后写信告诉你：我做到了。
”“我知道你忙，我知道你可能收不到这封信——但我还是写了。
”“我会一直写的。
”信的最后一行停在纸角，像她说完话，站在舞台中央笑着鞠了一躬。
陈蔚青的指尖停在那一行“我会一直写的”上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钝钝地敲在心口。
她笑了笑，突然想起她前两封信都没回——这几个月发生了太多的事，但这封信一定要写回信了，要恭喜她拿到了。
想起她在校庆上演的玛丽娅……她忽然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子，像是想冲出这个不该存在的清晨。
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穿鞋。
仆人在门口唤她，她充耳不闻。
风在耳边呼啸。
冬天的南州没有雪，却冷得刺骨。
她一路跑到后院树下，脚一顿，整个人忽然就跪了下来。
她抱着那封信，像抱着一个小小的灵魂，喉咙发不出声音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。
不是嚎啕，不是大哭，只是一种仿佛撕裂脏腑的安静的、无法反驳的悲伤。
她不知道她是坐在地上哭了多久，只知道回过神来几个女仆已经搀着她把她放回了床上。
她缓缓起身，把信纸抹干，重新折好。
“对不起。
”她轻声说，“我来晚了。
”那之后的事，她几乎记不清了。
她只记得自己像一团脱了线的布，躺在床上，四周安静得可怕。
屋外的风敲着窗纸，却一直敲不进来。
她一直盯着天花板，连眼都不敢闭——只要一闭上，就看见简在信里朝她笑。
“我这次真要演主角啦！”可是蔚青连这个她要演主角的戏的戏名都不知道。
后来据沈时砚说，罗炽南当天就把工作辞了，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，没人拦他，也没人敢拦他。
但三天后，他就回来了。
那天黄昏，女仆来报，说“罗先生来了”。
她一时没反应过来——“谁？”。
但下一刻她就明白了。
她穿好衣服下楼，看见罗炽南正站在门口，整个人像是风吹久了的老木头，面颊瘦了一圈，眼窝凹陷，胡子拉碴，手里拎着一个几乎空的布袋。
他没有带回任何行李，也没有带回什么“结果”。
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像是从上海那个巨大的绞肉机里，空手逃回来的人。
“她……是在法租界租的小房间。
”他说，“那晚拍完试镜，剧组说导演请吃饭，她没去。
她说——如果这个角色是靠陪酒换来的，那她宁愿不要。
”他说得很慢，每一句都像是在拔自己一根骨头。
“后来她被临时换了角色。
本来是女主角，结果只给了个连台词都没几句的边角戏。
她去后台问是为什么，有人指着她笑，说——‘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一个杂种，还想当女主、还敢拿架子？’”他低着头，嗓音像从地底挤出来的。
“他们还说：‘你这样谁会让你拍戏？一点规矩都不懂。
’”他顿了顿，哽咽了。
“那场戏是在一座仿旧茶楼里拍的，她要从三楼走下那段外挑的木梯，戏里安排她端着茶托走得飞快，好让镜头能‘一气呵成’。
但她就这样……就……摔了下去。
”“据说她是分了神。
导演在一旁催场，副导在喊‘快点’，她看了一眼摄影机那边，聚光灯正对着她脸，那是她换角以后为数不多的镜头……她没站稳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就倒下去了。
”他终于抬头，眼神死死盯着前方。
“她落地那一刻，摄影机还在拍，灯还没灭，所有人都在看，但没人，从头到尾，整整三大栏，像一份沉默的回响，又像一场无法终止的控诉。
文中并未提到名字，也没有直接描写，但字里行间早已把真相写得清晰：一个南州来的女孩，在上海的聚光灯下试图成为“被看见的自己”，却在夜色中坠落于无声的街角。
她是演员，是码头的孤儿，是工人，是工人的妹妹，是一个什么也不确定却仍愿意奔跑的人。
文章最后一句是：“她还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，她说：‘我会写的！’。
我们却没能为她留住一条可以写下去的路。
”陈蔚青坐在印报间时，天还没亮，机器轰鸣声盖过了心跳。
她盯着纸张一页页吐出，看着自己一字一句地印在那些墨香未干的页上，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盗火者，偷来一点光，却迟了一步。
那是婉芝离开后，她——《一个不该死的人》。
永丰纱厂后面的仓库门半掩着，墙上贴着一张粗糙的手绘标语：“工人夜校·抗日经济读本·今晚八点”。
纸面被雨水打湿又风干，边角卷起。
罗炽南在仓库里搬纸箱。
箱子里装的是新印好的工人劳动法小册子和一叠叠未经审查的传单——全是学生们自发印刷的。
他亲自盯了油印，从配纸、校对到最后的分发，一丝不苟。
黑市上的人劝他别太冲：“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工人了。
”他说：“那不然呢？我不是工人，还能是什么？”夜校刚散，他把剩下的册子一捆一捆装进袋里，递给几个年轻工人：“你们往白石桥送，别走主街，绕后巷。
”他语气平稳，不紧不慢，像早已习惯。
那几个工人接过袋子，有个年轻的偷偷问：“哥，你以前真是…混黑市的？”他没应，只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像是笑了笑，又像没笑。
晚上十点，厂区楼顶。
风很大，他站在边缘的位置，身后是层层铁皮房顶，脚下是南州冬夜的灯火。
他一边看着那份报纸，一边一支接一支点烟。
风把火光吹得忽明忽暗，像记忆里破旧戏台上的灯。
有个老工人走上来，把围巾裹紧了些：“炽南，你在看什么？”他没回答，把报纸对折，折得整整齐齐。
老工人看到上面那个标题——《一个不该死的人》。
“……你认识写这报纸的人？”老工人问。
罗炽南站了一会儿，终于低声道：“不止。
”沈时砚捧着那份报纸坐了许久。
他没有立即读，只是一遍一遍地抚过那行字——“一个不该死的人”。
读完后，他什么都没说，把报纸对折收好，夹进了他笔记本最内页。
他去锅炉房里看了看那台沉默已久的机器。
他没开灯，就这样站在锅炉房的黑暗里，站了一夜。
几周后，陈宅前厅响起越洋电话铃声。
阿凤慌慌张张跑上楼，说：“小姐，是巴黎那边，说是黎小姐……”陈蔚青接起时，电话那头先是一阵嘈杂——像是穿越了海底的风暴，然后，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电话线另一头挤出来：“蔚青……我……我收到了那张报纸，还有……那些信和遗书……”是婉芝。
她声音哽咽得快说不出话，只一遍遍地说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“我不在，我不在她身边……”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忽高忽低，“我不该…我不该鼓励她去演电影…不该…”她哭了整整五分钟，陈蔚青一句话没插，仿佛只是一具接听器。
最后，那头突然传来另一道说着法语的男声，然后是蹩脚的中文：“时间到了”。
话还没说完，长音嘟的一下，电话就被切断了。
陈蔚青站在电话前，没挪动一步，像一块石头一样，一直站在原地。